发布时间:2012年04月12日 15:34进入复兴论坛来源：时代周报手机看视频

　　在英国首都伦敦，偶然能够正常的看到这么一群年轻的男生，他们身穿雪白的衬衣，外着天蓝色的西装外套，英俊潇洒，自信十足。更引人注目的是人人头上那顶带着深蓝丝带的英式硬草帽(有时会是黑礼服配英式高礼帽及手杖)，这群孩子必定来自著名的哈罗公学(Harrow School)。

　　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先贤恐怕很难预料到，他们曾经创造的工业文明的各种品牌，已经一个又一个落入德国、中国乃至印度人之手。但是作为英帝国黄金时代象征的一个软标志—教育，倒是依旧声名显赫，吸引各种精英学子、王子皇孙、富家贵胄慕名而来，为英国带来滚滚财源。除了牛津、剑桥一类的传统大学，很多人也把目光早早瞄向了如哈罗公学一类的贵族中学。因为一旦能够成功入读这类顶级学校，不但意味着获得了进入牛津、剑桥等名校的敲门砖，也代表着自己的子女可接受最正统全面的英式贵族教育，有望成为正宗的“英伦贵族”。

　　哈罗公学，是这类贵族学校中的佼佼者，英国贵族教育体系中的明珠。即使面临数万英镑一年的高昂学费，世界各地那些腰缠万贯的家长，依然想尽办法让自己的儿子(女儿是不行的，因为哈罗是男校)戴上那顶哈罗草帽。对他们来说，或许只要哈罗公学愿意接受，金钱不是问题。赋予哈罗公学神秘光环的，不仅有辉煌的历史与传统，也有大英帝国依旧耀眼的软实力残光。

　　多少有点讽刺的是，哈罗公学的创始人，既不是声名显赫的公爵，也不是名留青史的主教。1572年，一名哈罗本地的富农，约翰 利昂从英格兰女王伊丽莎白一世那里获准在当地建立一所面向本地农民孩子的学校。作为代价，他出钱支付了两名学生未来去牛津和两名学生去剑桥学习的费用，并修筑了连接伦敦和埃德加的公路。

　　尽管来读书的都是本地教区的孩子，利昂还是制定了严格的规则，其中要求学校的校长必须由一位至少有20英镑年收入、硕士学历的人士担任，副校长的要求则是15英镑年收入和学士学历。除了每周四外，学生没有玩乐的时间。出席教堂礼拜是必须的，过了一年级以后，就不允许再说英语了。当时哈罗公学的教学语言是拉丁语。违反规定的学生，将接受“适度疼痛”的体罚。为了良好贯彻各种校规，哈罗公学初始设立了3个校监，其中两个负责管教和惩罚学生，另外一个则负责监督其他两位校监。

　　学生进入哈罗读书是免费的，利昂资助本地的教育。家长只需要给学生准备墨水、纸张、笔、书本、蜡烛以及弓箭。在哈罗的早期历史里，射箭是必须和唯一的运动。这也体现了哈罗的英国本土色彩，在冷兵器时代，英格兰以精良的弓箭手闻名，弓术是这一个国家最重要的战争记忆。利昂还有规定，哈罗可以在收取合适学费并不影响本教区学生教育的情况下，接受外来的学生。在后来的岁月里，特别是今天，这条准则无疑被非常灵活地运用了。

　　利昂一生都贡献给了哈罗的教育，在他死后，留下两种财产—哈罗公学和那条大道。为了纪念他，哈罗的学生直到今天都要在每年11月沿着历史上那条大路跑上10公里。也因为利昂最初资助学生前往牛津和剑桥，哈罗从建校开始就和这两所后来世界最知名的学府结下了不解之缘。“入哈罗、读牛剑”成为公学的最大卖点，为不少海外暴发户追捧。

　　哈罗的崛起开始于18世纪早期。由于当时另一所著名的伊顿公学被怀疑和托利党人(即贵族派，现英国保守党的前身)联系过多，得势的辉格党(改革派，现英国自由党的前身)权贵们转为支持哈罗。许多贵族争先恐后捐资赞助，哈罗学费因此水涨船高。一个外来富家学生需要支付10英镑一年的学费，这在当时和一个大学学者的年收入相若了。一名1775年入学的男生甚至为他7年半的学习总共支付了202英镑，这在当时是惊人的巨款。也正是从这个时代开始，哈罗的教育方法的理念开始变化，成了一所面向富人和权贵子弟的学校。

　　正因为如此，18世纪当地居民还举行过集会，抗议哈罗越来越昂贵的学费和慢慢的变多的外来学生。本地学生和外来学生的比率已经变成了1比2。不过本地居民希望找回利昂原初理念的斗争还是失败了，哈罗越来越成为一所平民难以企及的贵族学校。

　　哈罗的高门槛在校长那里也有体现，比如后来成为坎特伯雷大主教的隆里博士，以及著名诗人华兹华斯的侄子克里斯托弗 华兹华斯博士(Dr. Christopher Wordsworth)都担任过哈罗的校长。在1805年到1829年乔治 布尔特任校长期间，哈罗进行了多项改革，比如英语得到了宽容对待，希腊语也取得了和拉丁语平等的地位。科学、法语和意大利语课程也被引入。布尔特还鼓励学生关心政治，允许他们中断课程去参与一些政治事件，比如庆祝在西班牙对拿破仑的胜利，枪械射击和火炮操控课程也被引入。

　　1941年时，名满天下的哈罗迎来一位特殊的客人，时任英国首相的丘吉尔。当时正处在二战最严峻的时刻，丘吉尔在哈罗公学对着800多名学子发表了一次著名的演说，成为当代英语文学的名篇：“一年前我们在孤军奋战，许多国家都认为我们的末日到了，认为我们完蛋了。我们的一切传统、我们的校歌、我们学校的历史、我们的祖国的这部分历史，似乎都将灰飞烟灭了。但是今天的形势大不相同了。其他几个国家认为英国人将一败涂地，但是我们却巍然屹立。我们没丝毫的畏惧，也从未想过屈服；令不列颠岛外的人看似奇迹，尽管我们自己从来不怀疑的是，我们今天已经处于这样的地位，正如我所说的，只要坚持到底，就一定能获得胜利。不要说黑暗年代；我们宁愿说严酷年代。这不是黑暗年代，而是伟大时代。是我们的祖国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年代；我们所有的人都必须感谢上帝，感谢他使我们任何一个人都能在各自的岗位上，为使这个时代在我们民族的历史上永放光芒而贡献力量。”无论对于英国还是哈罗公学，丘吉尔的这番演讲都有着特殊的意义。而丘吉尔本人，恰恰是哈罗公学引以自豪的毕业生之一。正是校友录当中那一排排闪亮的名字，构筑了哈罗公学的赫赫声威，也引得无数望子成龙的家长，希望自己的儿子能够同样拜将封相，衣锦还乡。

　　被用来称呼哈罗毕业生的“哈罗仔”(Harrovians)，就是这样一个闪亮的名字。哈罗仔里包含7位英国前首相。不过实际上，丘吉尔本人在哈罗的生涯并不开心，甚至可以说，对这位从小有些离经叛道，有一个美国富家大小姐母亲的名门子弟来说，哈罗公学的几年岁月还颇为黑暗。

　　作为传统名校，拉丁文考试是进入哈罗公学所必须的。但是丘吉尔的拉丁文实在太差。他在自传《我的早年生活》里颇为“得意”地回忆：校长威尔登博士对我的拉丁文作文宽宏大量，证明他独具慧眼，能判断我全面的能力，这非常难得。

　　这多少有些可笑，因为丘吉尔的拉丁文考试根本就是交了白卷，很难想象，怎样的老师会从白卷里发现什么慧根。丘吉尔之所以能够进入哈罗，不是他自我吹嘘的什么全面能力，而是基于父系丘吉尔家族(祖先马尔波罗公爵是英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军事将领之一)和母系美国大富商这一难以让人拒绝的超级显赫家世。后来的历史不断证明，来自世界各地源源不断靠家世走后门进哈罗的权贵学生中，丘吉尔不是第一个，也不是最后一个。

　　在哈罗读书期间，丘吉尔的成绩依然很差，特别是数学、拉丁文等，基本都是全校垫底。由于他生性顽皮叛逆，不时受到哈罗校规的“特别照顾”。不过他的英语和历史成绩却非常的好，还是全校的击剑冠军。

　　除了丘吉尔以外，哈罗人里的政治家还有现代保守党的奠基人罗伯特 皮尔及斯坦利 鲍德温等。提到罗伯特 皮尔，就不能不提及他在哈罗的校友—英国著名诗人乔治 拜伦。

　　和丘吉尔不太一样，拜伦出身于一个贫穷而破落的贵族家庭。但是由于这个家族本身还是相当久远和显赫(拜伦10岁的时候就继承了世袭的爵位，以至于他的老师和校长都需要称呼这一个孩子为“拜伦勋爵”)，所以拜伦13岁时顺利进入了与之地位相称的哈罗公学。

　　时任哈罗公学校长的约瑟夫 德鲁里在他的书房里第一次与这位天资聪颖、外表俊美但腿有残疾的贵族少年见面。校长回忆，“交给我的是一匹在山里野惯了的小马驹。不过从他的眼睛里，我看到他是有思想的”。

　　从此，哈罗周边的历史古迹旁，学校的林荫道上，经常留下这位年轻人的足迹。和许多毕业于哈罗的名人相似，拜伦是有点偏才的，他在哈罗的学习被评价为“懒惰而博学”，上课不太用功，却能在关键时刻轻松大笔一挥，写下三四十句美妙的拉丁文六韵诗。

　　也是在哈罗期间，拜伦对政治产生了重大的兴趣。在学校期间，他曾在一封信里写到：“一个演说家远远胜过一个诗人。而另外，即使我暂时从事诗的写作，那也是暂时的，因为我还未成年。”在拜伦于哈罗期间长期阅读的书目中，政治学、历史学占据了很大的比例，包括大量唯物主义哲学和启蒙学派的著作。

　　充满幻想的拜伦常常独自一人，臂下夹着这些书籍来到哈罗山顶的教堂，四周是一片墓地。拜伦就坐在大榆树下面的一块墓石上读书、冥想。在和风习习、树叶簌簌中，他的思绪往远方飘扬。

　　哈罗公学的兴盛，和维多利亚时代英帝国的全盛是不可分的，没有英国的强大，哈罗公学的毕业生们也不可能会产生显赫的世界影响。

　　1905年，哈罗迎来了一位年轻羞涩、但精干坚强的印度婆罗门子弟，他就是后来成为印度国父的贾瓦哈拉尔 尼赫鲁。和另外一些同学和前辈一样，尼赫鲁也不喜欢哈罗的生活，包括令人生厌的各种课程。而且，由于出身于印度尊贵的婆罗门贵族家庭，哈罗的生活对尼赫鲁也显得有些艰苦。比如他没有随身仆人伺候，学生在冬天必须洗冷水澡，让尼赫鲁很不习惯。

　　除了尼赫鲁外，约旦国王侯赛因、伊拉克国王费萨尔二世等中东王室成员，也是哈罗的毕业生。作为大英帝国最好的中学哈罗公学，对世界各地那些新兴的前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中有贵族情结的家庭来说，无疑闪烁着特殊的光芒。

　　英帝国已经解体近半个世纪以后，哈罗的国际化之路仍没有终止，哈罗公学在泰国曼谷有一所国际学校，在坦桑尼亚支持一所当地的学校。2005年，哈罗公学在北京开设一所2年制高中，提供英国的大学预科课程。2010年4月，哈罗公学宣布会在香港开设分校，是全球第四间分校。位于新界屯门区，近香港黄金海岸，目前仍在建设中。2002年，哈罗也迎来了500年校史上第一位来自中国大陆的学生。

　　其实所谓英国的公学(Public School)，很容易在字面上让人迷惑，以为这是专门由政府出资开办，以低廉的价格提供给一般市民子弟受教育的机会，如同国立大学一样。实际上公学和政府无关，只是表示学校可以公开招生，而不只限于特定宗教、种族或地区的学生。

　　当然，如同哈罗公学的历史一样，早期的公学也是开放给穷人的孩子就读，因为富家子弟多有私人教师专门辅导。不过时至今日，历史悠远长久的英国公学培养出来的学生大多是英国各领域的精英，而且学费昂贵，普通人是无法负担的。

　　发展到后期以后，公学已经突破了所谓私人办学的桎梏，而成为一种“社会等级”制造者。比如一般私立学校会被称为“独立学校”(Independent School)，哈罗公学后来创办的约翰 利昂学校，就不是公学，而是一所独立学校。 “公学”并没有特定的标准，但是它们一般都有悠久历史，课程设置注重人文教育而非科学，设立在英国中学中已经很少见的古典与宗教课程，注重体育活动，学费昂贵，而且很少提供奖学金等特点。

　　历史上最早出现的公学是14世纪时创立的公学，其次就是大名鼎鼎的伊顿公学。英国社会，似乎很喜欢一种两极对立的感觉。有牛津，就有剑桥；有保守党，就有工党；有曼联，就有利物浦。于是哈罗公学也不能独美于英国的贵族中学领域，伊顿公学(Eton College)和哈罗公学之间构成贵族学校界的泰山北斗，长期竞争。

　　伊顿公学历史比哈罗公学还悠久一点，1440年由英格兰国王亨利六世创办，最早为70名贫穷学生无偿提供教育，作为进入剑桥大学国王学院的预备学校，到17世纪慢慢的变成为一所名校。

　　和哈罗公学一样，伊顿公学也只招男学生。人数1480人，多于哈罗的800人。某一些程度上，伊顿公学比哈罗公学更得到英国传统人士的青睐。首先其历史更加悠久，而且如上文所说，伊顿公学和英国王室贵族关系紧密。公学所在地就在著名的温莎堡旁边，从温莎堡上，历代英国国王都可以俯瞰这所贵族学校。从象征意义上来说，伊顿的学生，是在英王的关怀下成长起来的。也正因为如此，王室成员一般会选择伊顿而非哈罗，比如威廉王子和哈里王子都是伊顿公学的学生。

　　伊顿的校友录和哈罗相比同样群星灿烂，甚至略胜一筹。也有一个专门的英语单词用于形容他们，那就是“伊顿佬” (Old Etonians)。 包括现任首相戴维 卡梅伦在内，历史上有 19位英国首相曾经穿过伊顿校服，这本来是英国国王乔治三世去世时人们为悼念他而穿的丧服，后来成为学校的校服，凸显了伊顿的保王色彩。著名的伊顿人还包括雪莱、乔治·奥威尔、亨利·菲尔丁、凯恩斯和威灵顿公爵等人。而且由于伊顿的历史要比哈罗早，所以哈罗公学早年有不少老师和校长都是伊顿佬。

　　著名作家奥威尔就有一段轶事，他曾经想体验监狱生活。于是故意装醉汉攻击一个警察，结果警察一听他的伊顿口音就知道这是一个上流社会出身的小伙子，于是礼貌地劝走了他。

　　在伊顿公学长长的校友名单中，还有一个虚构板块。因为很多著名的英语文学里，有虚构的伊顿公学校友。比如著名的童话《彼得 潘》里的海盗胡克船长(Captain Hook)。又如阿加莎 克里斯蒂小说中波罗探长的好朋友阿瑟 哈斯汀船长(Captain Arthur Hastings)，也是伊顿公学毕业的。

　　伊顿公学的王室情结还发展到招收外国学生上面，在伊顿读书的外国学生也大多数来源于王室家族，包括泰国国王拉玛七世。在伊顿和哈罗长期的较劲中，伊顿人会攻击哈罗不时对暴发户家庭敞开大门。

　　与牛津和剑桥一样，哈罗和伊顿公学也长期叫板。而且类似于著名的牛津剑桥赛艇对抗赛，哈罗和伊顿之间会定期举行年度的板球对抗赛。这样一个时间段就成为两间学校男孩子们一年最重要的盛会，甚至不少女校也会来观摩。取得比赛胜利的那一方在接下来一年里都会扬眉吐气，而失败的一方则会卧薪尝胆，以图报仇。

　　公学有各种各样的优点，对那些向往古代贵族生活的新兴资产阶级来说都非常诱人，不过可能很多人并不知道，曾经的公学制度里也有不少糟粕和黑暗的一面，比如严酷的体罚教育以及学长制度。

　　学长制度(fagging system)起源于哈罗，曾长期流行于英国的公学当中。主要指新入的学生必须服侍高年级的学生，被他们视作奴仆。在英国中世纪，“绅士”一词是指负责伺候骑士的仆人，所以相应的，公学里学生也被觉得应完成这种角色转换。伺候的详细的细节内容因学校而定，有些学校里，低年级的学生需要为学长洗衣服、刷靴子和做饭，有些学校只需要倒茶和在足球及板球比赛中帮学长准备工具和跑腿。根据有些学生的回忆录，伊顿的学长制度里甚至包括在大冬天用身体给学长暖拖鞋。奥威尔就是在伊顿时不堪各种欺辱，滋生了左翼思想，这恐怕是很多要培养绅士老爷的传统教育家所始料未及的。

　　另外，在许多公学里，学长制度甚至包含不少性侵害和虐待的意味。尽管同性恋在这些学校里被视为大罪，但是通过的方式折磨低年级学生，是不少维多利亚时代英国贵族青年的癖好。事实上，这种癖好从希腊罗马时期开始就从来就没中断过。

　　除了学长制外，体罚也是公学的重要象征。体罚的方式五花八门，从不给吃饭到用棍子打。后来还发展出鞭笞制，这又是哈罗的首创，丘吉尔等名人的在哈罗期间都没有少挨过鞭子。当然无论是学长制还是体罚制，都已经在近年废除。这些制度的产生都反映了英国传统的教育观念，即等级制度和尚武制度，特别是后者。大英帝国的基础是建立在军事胜利上的，所以英国教育实际上高度强调男性的阳刚之气。